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含义明确的是指理论、制度、运动和目标。

这一革命的理论体系是吸收了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在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从而使社会主义的理论立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于我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恩全集》第3卷，第40页。]这个消灭现状的现实运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之前主要是夺取政权；其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依靠无产阶级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完成建立公有制，消灭阶级的任务。

1887年，恩格斯在《对英国北方社会主义联盟纲领的修正》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恩全集》第21卷，第570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有制。

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运动和制度服务于人类奋斗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共产主义，即是人类彻底解放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成为社会、自然和人自身的主人。 科学社会主义的这四层含义是有机的整体，不能片面地、割裂地理解。

在新的世纪，我们正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和谐社会。面对新的形势变化，有人对诞生于革命年代的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产生困惑，甚至怀疑。其实，毛泽东思想与当前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共产党在诞生之初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与“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明确提出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响亮地喊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寻找到了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1]毛泽东适应时代的要求，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带领全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赢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创造性的工程。毛泽东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这就使他有着为国家探索出路的自觉性；他注重调查研究，强调实事求是，这就使他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明确提出要根据中国的实际选择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要反对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真正的理论家，要能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各方面做出合乎实际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 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2]正是由于毛泽东勇于开拓进取，善于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才创立了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党的七大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当前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所从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说到底，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的继承和发展。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毫无疑问，完成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主要功绩应归功于毛泽东。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最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建设道路并取得初步成果的是毛泽东，最终探索出一条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是邓小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党。中国共产党地位的变化，使党面临着许多新的考验和严峻挑战。如何防止中国共产党腐化变质，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从严治党，对党员干部进行经常性的廉洁自律教育的思想。 首先，从严治党，对党员干部进行深入持久的廉洁自律教育。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给党创造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先决条件。由于环境和地位的变化，党内各种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滋生的可能性与战争年代相比也大为增加了。有的党员干部可能会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贪污腐化，蜕化变质。毛泽东对此不无忧虑，他反复强调，党和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特别在执政的情况下，更不能脱离群众。毛泽东常常把党群关系比着鱼水关系，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他要求全党要时刻记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此，毛泽东主张用整风的形式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教育，通过开展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认识，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从而为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其次，依法治党，严厉惩治腐败。依照党纪国法严厉惩治腐败，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鲜明特点。建国后，面对有些党员干部存在的腐败行为，毛泽东曾亲自抓了一批大案要案。特别是对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大功，建国后身居高位的贪污腐败分子，坚决惩治，决不手软。如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公审前夕，当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托薄一波向毛泽东说情，可否不枪毙这两人，再给他们一次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震动了全党和全国，表明了党中央和毛泽东惩治腐败、维护党和政府廉洁的决心和勇气，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对腐败的信心和斗志。 再次，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廉洁自律。上梁不正下梁歪，党的自律应从党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做起。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洁身自好，其自律的人格风范堪称一代楷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是党的领袖和国家的元首，但他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根据他的卫士回忆，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有一件睡衣补了67个补丁，另一件睡衣上59个补丁，没有毛泽东同意，谁也不敢扔他一件旧衣服。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曾连续7个月没有吃过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20多天没有吃过一粒粮食，常常是一盘野菜便充一餐饭。毛泽东一贯坚持原则，从不以权谋私，他虽关心亲友和同学，只是让他们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尽其所能，决不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给他们以特殊照顾。建国后，湖南家乡的人来北京要求毛泽东给他们找工作，毛泽东都给予了婉言谢绝。毛泽东的表率作用，对推动全党的自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地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还十分繁重，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显得愈加重要。毛泽东的廉政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在当前进行的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和深入开展的反腐败斗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深入阐述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他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这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毛泽东还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互相监督，长期共存，等等。 进入新的世纪，面对国际国内新的形势和任务，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稳定面临新的矛盾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目标。 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才能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保护好。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克服社会不公正的现象，才能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现政治权利平等、规则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竞争机会平等、利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平等、人格平等、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平等，等等。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诸如：“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城乡差别问题、失业问题等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从源头上减少矛盾，减少社会对抗。要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竭尽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要依法律、按政策办事，把解决矛盾纠纷纳入法制化轨道，引导群众正确看待利益调整，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要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最大限度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要严格落实责任制，把解决矛盾纠纷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地区、部门、单位和人员。要认真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切实提高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人生价值的依据在于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和基于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自觉能动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生价值，是因为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在社会实践中自觉能动性的发挥的不同情况造成的。关于“自觉能动性”，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5]也就是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创造，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正确发挥自己的自觉能动性，是人生价值大小的依据。 毛泽东把人们对社会历史进步的贡献大小和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由此可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人生价值思想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常常用正确的价值思想教育子女。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从苏联留学回国后，毛泽东叫他下乡跟随劳动模范学习种田。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决定送他去朝鲜战场。许多中央领导进行了劝阻，毛泽东讲了应该去的理由：“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毛岸后来牺牲在朝鲜后，毛泽东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后说了一句催人泪下的话：唉，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李讷7岁就跟随父母转战陕北，多次遭受敌机轰炸。每当行军途中开饭时，她也像其他战士一样，拿着小碗，打一份饭一份菜。后来进京后，条件好了，但李讷仍然吃大食堂。考上北京大学后，李讷和其他学生一样住集体宿舍，独自一人来去学校。大学毕业后，毛泽东让她到江西农场参加劳动。毛泽东曾问身边的卫士，李讷和李敏哪个好，卫士总说两个都好，很尊重他们。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能够尊重别人才能尊重自己。她们夹着尾巴做人，我就放心了。”其实，毛泽东是感情很丰富的人，但他更注重自己的代表性，始终站在人民以便，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正是毛泽东吸引人民，使人民甘心情愿地随他一道奋斗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旧的人生价值思想体系受到严重冲击，而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的人生价值思想体系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导致人们的思想呈现混乱状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人生价值思想的主导地位，因为只有坚持毛泽东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作为人生价值的导向，才符合当代历史发展的趋势，才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的人生价值思想，对于当代青年树立远大理想、坚定革命信念、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启示。当代青年，应该把个人的奋斗目标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自觉地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与现阶段社会实践的统一，为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114—115．
2.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336—337．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2002．11．18．１．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1438—1439．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7—478、1079、1078页．

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到十二大(1982年)是邓小平理论主要观点的形成时期。
2. 从十二大(1982年)到十三大(1987年)是邓小平理论逐步展开、形成轮廓的时期。
3. 从十三大(1987年)到十四大(1992年)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形成系统的时期。

• 邓小平理论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过程我认为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9月。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转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开始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还提出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条主要之点，实际上是邓小平理论的最初框架。

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91年底。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二大以后，改革全面展开。十三大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全面阐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还概括了十二个重要理论观点，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轮廓。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总结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提出了十二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指导原则作出明确规定。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着重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作了阐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党胜利地经受住了一场政治领域风险的严峻考验，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从1992年1月到1997年9月。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新的论述和新的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我认为这个重要谈话，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重大标志。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对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作了新的概括，从九个方面进行论述，并且提出了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

从党的十五大至今。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不仅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新的概括和新的阐述，而且取得新的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从此进入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阶段。 在阶段划分问题上，有几点需要说明：

1. 酝酿和准备阶段，有人向前延伸到1975年。我认为这不科学。研究邓小平个人思想发展，这样追朔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邓小平理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 把十三大说成邓小平理论形成，不十分准确。因为十三大虽然描述了邓小平理论的轮廓，但只是论述了一个理论基石。
3. 有的教材划分为三个阶段，对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地位重视不够，是不对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第二个理论基石，正是在南巡谈话中论述的。
4. 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指导地位，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载入史册，应该作为一个新的阶段。